上世纪50年代里，有一场著名的法学辩论，双方为：
- Patrick Devlin (德富林男爵)，他认为：法律应基于道德
- Herbert Hart (哈特教授)，他认为：法就是法，没必要基于道德
这两种观点，有谁对、谁错吗？
这种问题肯定没有固定答案的，但如果要我分析一下，我会找到法律或道德的起源时间点。那就得从500万年前开始说了(这一杆子捅得有点远)。
那个时候人类刚刚开始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。那动物(或更准确地说“哺乳动物”)之间，有道德和法律吗？道德还谈不上，但已有一定形式的执法(可以参考电影狮子王)。换句话说，法律先于道德存在了好多万年。
因此，一万年前将人类推向文明的只能是法律，而不是道德。有趣的是，文明这个词给我们的印象是人类在“进步”，但当你比较人和动物时，比如人和一只小鸟，你会发现一只鸟可以自己生活，不需要他人提供食物、衣服、住宿；而我们现在的人类，必须依靠别人才能活下去。这算进步吗？
算吧，然后可以说正是社会分工推进了人类的进步。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和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只能团结起来。有团队，就有领导。然后领导人制定了法律以保障稳定的格局。
回到辩论话题，在过去的几千年里，德富林男爵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，或者至少经过教育后看起来是好的。德富林男爵信任普通人；德富林男爵认为在伦理标准失效时，法律执行只是是辅助手段。相比之下，德富林男爵更乐观。
而另一面，哈特教授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普通人，他们宁愿相信精英的领导。 哈特教授其实比较悲观。
尽管如此，这两种想法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领导者保持住他们的位置，它们就像国王餐桌上的两道菜，味道可能完全不同，但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国王的饥饿问题。因此，餐桌上永远不会只有两道菜，还有其他很多，例如福尔摩斯的法律现实主义。
我一开始想不明白为什么把Holmes翻译成福尔摩斯，后来才知道出自一位咸丰年间出生的胡建人林纾；他作为翻译家而不懂任何外文，我也是胡了。
从石器时代到一直到今天，所有的国王们，如果他们聪明的话，会发现管理人民最经济的方法是(优先)使用道德而不是法律。因为执法使国家的管理成本显然增高。因此，除了我们已有的良好人性外，领导者还不断将道德推向各地和每个人，以使全社会有共同的道德观从而产生凝聚力。
等下，我们真的性本善吗？还是人虽天生邪恶、但教育给我们带来了多层道德捆绑、以致多年后我们变得善良了？这是几千年来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，而两位当代法学家的讨论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小分支。
当我们谈论哲学时，我们不得不回溯到公元前2500年去找到苏格拉底的名字。那一代人很强，他们在哲学、艺术、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比今人更高的成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和手机，他们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，不分心。
苏格拉底相信自然法则，所以基本上他是德富林男爵这边的人。原因很简单，那是2500年前，人性比较自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更多的战乱和灾难环境下，哈特教授的比例越来越重。
这场辩论使我们认识到法律与道德关系的重要性。但影响法律的，不光是道德，还有许多其他因素：
法律与政治
法律为政治服务。当一个时期的政客有远见、懒散，并相信下面大多数人是幸福的时候，自然法则是主旋律。当政府发现社会动荡、人民不快乐、地位不稳定时，法律实证主义将成为主导思想。一个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例子就是纳粹，当时法律与道德严重脱节。
法律与宗教
当我们讨论是否非法就等于不道德的话题时，我们只是在一个2D空间中。但进入伊斯兰国家后发现法律和宗教是混合的，这将话题带入了3D维度，比如有些穆斯林地区对偷盗者的惩罚是断手，这并不来自律法，而是来自起到律法作用的宗教。
法律和语言
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学过几句俄语，头几堂课后我的挫败感骤升，当时觉得“能开口说俄语的都是数学家”。没错，看看世界上有多少数学家是俄罗斯人。语言不但会改变人的性格和能力(参见电影Arrival)，甚至能够对一个国家法律的制定产生影响。
回到辩论话题，可以说，在我们人类的数千年文明史中，我们一直试图让德富林男爵留在我们身边，但看到的往往是哈特教授在治理我们。
最后补充一句，一直强调道法自然的德富林男爵是声名显赫上院大法官，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，他的女儿告诉了观察家报：从她的童年七岁起，她的亲生父亲就对她性虐待，一直到她十三四岁知道反抗为止。可见今天这个话题，就像黑和白，分明是没有的，颠倒是可能的。
看到这儿，你觉得本页最上面的照片里，不许google，哪位是德富林男爵，哪位是哈特教授呢？
